“去年重慶搞了1300億PPP，國有資本按五種路徑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億，本來這2000多億是需要重慶政府自己用資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資，然后來搞這些項目；現(xiàn)在卸掉了包袱，吸引民營、國有、外地、外國的企業(yè)進來了，他們當然也需要融資，金融系統(tǒng)這時候支持他，給他融資，也就是支持了重慶政府的改革，這是一個互動的。去年因為我們搞了這些改革，重慶政府的債務從6000多億降到5000多億，降了1000億，但是我們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了18%，沒有出現(xiàn)說要減債了、該搞的項目不搞了。”

PPP(Public-Private-Partnership，即“公共部門-私人企業(yè)-合作”的模式)本來是一種比較成熟的投融資模式。國外搞PPP，政府一般不舉債，而是由私人企業(yè)舉債，政府與私人通過契約關系，明確各自責任、風險和利益分配。過去30多年，我囯各地推行的PPP，很多都被“異化了”，風險由政府兜底，私人資本卻坐享無風險的固定高回報，這就變成了比政府直接負債還惡心的變相高利貸、風險更大的或有債務。我們必須搞清PPP的本質意義和操作原則。如果把控不好，好事也會變壞事，“天使”會變成“魔鬼”，“播下龍種、長出跳蚤”。

PPP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，它有必要的前提條件。如果前提不成立，搞PPP就會是瞎搞，會念歪了經。推進模式，政府要厘清五個操作邊界：

一是對于具備完全市場化條件的，要放開市場。有些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發(fā)展到一定階段，已經完全可以市場化定價。凡是能夠真正實現(xiàn)市場化收費的，都可以搞PPP，甚至完全可以放給市場干。

二是對于不具備完全市場化條件，但存在調價空間的，要逐步調整價格。近年來，為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(fā)展，全國先后出臺了兩個“36條”，向全社會開放基礎設施領域，但為什么始終落實不了？價格不調整，怎么做都虧，誰敢來啊？

比如。重慶水務從1996年起，就在尋找合作者，談了六七年都談不下來，原因在于重慶自來水價格長期是每方1元，而成本卻要2元，誰合作誰虧損。2002年，我們通過聽證、征求群眾意見等法定程序，把水價提高到每方2元，合資企業(yè)立馬辦起來，從北部水廠合作到全市范圍，現(xiàn)在成了中國水務行業(yè)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。由此看，調價對搞PPP非常重要，該調價的不調，又要“馬兒跑”，又要“馬兒不吃草”，讓社會投資者干賠本的買賣，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改革意識不到位，政府部門自己不轉身，不把邊界條件轉過來，是不可能吸引社會資本來槁PPP的。

三是對于調價不能一步到位的，要政府購買。調價，老百姓也有一個承受能力的問題，有些價格只能調一部分，不可能一步到位。這就需要通過政府采購的方式出錢，補上這個缺口。比如改由100億元社會投資，需要政府每年掏幾億或十來億補貼投資利息和運營成本。這是通過政府購買，以“時間換空間”，減輕債務負擔的一種手段。

四是對于大投資低收費或免費的項目，政府要配置相應資源。政府采購或補貼，只能平衡項目一部分現(xiàn)金流，對投資“老本”或者折舊，只能“堤內損失堤外補”，進行資源配置。比如香港地鐵總共修建了200公里，總投資2200多億港幣，票價平均每張7港元，只夠保障運行成本，為此香港政府就把80個地鐵車站的土地配置給企業(yè)，讓他們蓋樓，每個樓盤20萬平方米，總共1600萬平方米，按樓面價2萬計算，就有3000多億。當然土地資源不是一次性配置給企業(yè)，而是在修建地鐵的10年或更長時間，逐年配置到位的。

五是對于收益很高的公共服務項目，要確定合理收益。一些社會投資到位后，項目一旦運轉起來，會產生很高的收益。這時，如果邊界條件設定不好，就會變成暴利。政府撒手不管，就是利益輸送。必須事前確定合理的收益邊界條件，形成對暴利的有效約束與遏制。

企業(yè)參與PPP談判五個重要內容

要根據項目的實際情況，靈活應用PPP的各種具體形式，特別要在談判時注意五個方面的重要內容：

一要明確盈利模式。政府有關部門和代表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公司，要判斷PPP項目的投入產出、現(xiàn)金流、資本回報能力，充分考慮并設計出一年、三年甚至十年的盈利模式，使得社會投資者既要有盈利，又沒有暴利。盈利模式要通過談判形成共識，當然也可以由第三方會計師評估。

二要有靈活的激勵措施。盈利能力比較弱的項目，政府要考慮怎么提供靈活的政策，形成有效益、有力度的激勵，使得這類項目能有比較好的吸引力。政府可以承諾最低經營收入的保證，或者承諾通過政府采購公共服務、補貼公共服務價格，使其有較為穩(wěn)定的投資回報預期。

三要給一定的商業(yè)自由空間。比如，為了增強地鐵、高速公路項目的吸引力，允許投資企業(yè)投放商業(yè)廣告，也可以明確各種延展業(yè)務產生的收益歸其所有。當然，這里面也有一個收益評估的問題，社會資本有利可圖，但絕不能是暴利。

四要明確發(fā)生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時政府的救助責任。比如高速公路的PPP項目遭受地震、地質滑坡等突發(fā)性意外事故，造成車流量長期大幅度下降，最后社會投資者的現(xiàn)金流也下降。這時，從救災角度政府該幫忙。在PPP談判時，應該明確這種救助條款。

五要明確社會投資者出現(xiàn)經營危機時的救助責任。比如遇上經濟危機，大量私有企業(yè)出現(xiàn)困難甚至倒閉，會連帶造成公共服務設施癱瘓，政府就絕不能袖手旁觀。

利用土地儲備助推PPP投融資模式改革

講到PPP資源配置的邊界條件，又回到土地上來了。大家仔細想，如果丟掉土地資源配置，PPP的空間和范圍就會窄了很多，很多只投資、沒回報的基礎設施項目就無從做起。

當政府和社會投資者搞PPP，基礎設施又不收費，政府最現(xiàn)實、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土地杠桿來撬動。因此，不管政府直接開支，還是政府和社會投資者搞PPP，都少不了“這塊地”。因此，不要以為現(xiàn)在講PPP，以前靠土地出讓金平衡基礎設施建設的做法就不要了。

在土地管理方面，有五條原則：

一是所有城市開發(fā)用地必須深度規(guī)劃。規(guī)劃出價值，規(guī)劃決定含金量。管土地不管規(guī)劃，等于沒有管好土地。規(guī)劃不能由開發(fā)商圈一塊地自己來做，必須要由政府來主導。同樣一塊地，本來可能賣100萬元一畝，但是詳細、形態(tài)規(guī)劃、專業(yè)規(guī)劃等做得好，可以多賣出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。

二是堅持招拍掛出讓土地。

三是堅持生地變熟地后出讓。可以通過PPP，讓社會投資者搞一級開發(fā)，生地變熟地。但這和賣生地有本質區(qū)別。比如，一平方公里征地動遷、“七通一平”要花100億元的話，社會投資者一級開發(fā)完了，把生地變成了熟地，可以給他一個“基礎回報”，確保其能獲得市場平均利潤。然后，由政府有關管理機構槁土地招拍掛，誰中標誰槁房地產開發(fā)。絕不能土地一級開發(fā)和房地產開發(fā)捆在一起，弄成一筆“糊涂賬”。

四是閑置土地要回收。

五是堅持做好土地儲備。

政府不能開發(fā)一塊地就賣一塊地，沒有任何儲備。一個地區(qū)要有一個儲備公司。

在土地儲備方面，也有五條原則：

一是儲備要著眼長遠，細水長流地使用。土地價值受征地動遷成本、基礎設施建設、規(guī)劃用途管制三方面影響。儲備的時候，一般是基礎設施還沒有建的時候。如果今年儲備了，基礎設施還沒有建，你就賣掉，實際上跟沒有儲備是一樣的。要從大處著眼，總體儲備，細水長流，類似香港政府的土地儲備，儲備十年、二十年乃至幾十年，然后在后續(xù)過程中相對勻速地“釋放”。

二是不能唯利是圖。儲備地使用要兼顧公益事業(yè)和商業(yè)開發(fā)，大體上“對半開”。當然，根據實際情況，只要有均衡性，“四六開”“三七開”也不是不可以。

三是主城土地儲備權集中，儲備收益市、區(qū)共享。相對集中儲備權，有利于土地整體開發(fā)利用，但同時收益應在相關各級政府間合理分配。目前，土地出讓以后產生的收益，由市、區(qū)兩級政府對半分配。不能一級開發(fā)都沒有槁，就進行抵押；把土地抵押出去了，土地出讓收入的錢“死掉”了。“死掉”的錢本來是用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，基礎設施變“胡子工程”，儲備的地永遠沒有辦法開發(fā)。最后銀行逼債，全都套在里邊。

四是土地儲備要做到兩個循環(huán)。第一個循環(huán)，即土地儲備手續(xù)辦完后，成為有價資產，通過銀行抵押融資，搞征地動遷和“七通一平”，生地變熟地；第二個循環(huán)，是“七通一平”后，及時完善規(guī)劃并分批招拍掛出讓，回籠資金用于清償貸款，抵扣一級開發(fā)的成本后，增值部分納入財政預算，用于滾動開發(fā)或其他片區(qū)建設。

五是土地儲備要和項目對應平衡，做到“大對應、小對口”。“大對應”，就是做到土地收入與城建資金需求長期總體平衡。但僅僅如此，還遠遠不夠。比如，一個儲備中心儲備10萬畝，值2000億元，對應100個項目，雖然總賬平衡，但哪個項目對應哪塊地不知道，就是一堆“糊涂賬”�，F(xiàn)在推行PPP，具體的項目，必須要有具體的土地資源去對應、平衡和匹配，這就是“小對口”。